“联赛南北分区”、“联赛为08让路”终于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并没有解决中国足球长期存在的问题。金牌至上、成绩至上论在中国体育的其他领域比足球更甚。举国体制既造就中国奥运军团的成绩辉煌，也催生了中国足球这样的怪胎。08在即，而在08之后，中国体育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所要思考的问题。16日，著名足球解说员、主持人黄健翔在其主持的《天天运动会》节目中邀请著名记者毕熙东一起反思中国足球，研讨举国体制下中国足球。

　　谈到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不得不谈到独特的举国体制。这套体制在许多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项目也逐渐摸到了各自的规律，而中国足球却为何出不了一个刘国梁？有关体制的问题是毕熙东和黄健翔共同讨论的重点。

　　对于举国体制经验为何无法在足球项目上产生效果，毕熙东认为根源在于职业体育与非职业体育的不同，一个彻底市场化的体育运动项目有其独特的规律，绝非靠简单的集训所能解决问题的。“当中国足球直到1993年才开始民族工作者时，我就对当时的足球管理者说中国足球的改革晚了整整15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自那以后，各行各业都开始了改革，而中足球直到1993年才开始尝试成立联赛，探讨市场化的问题，这不是晚了15年吗？”

　　即使从1993年开始改革，但中国足球这20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却极为有限，对于这个症结，毕熙东将矛头对准了中国足球管理层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中国足协至少需要一个向篮协李元伟那样的领导，知道什么事该什么人干，不要违反足球规律。比如成立中超公司，足协还占30%的股份，你一分钱都未出，怎么还要占这么高的股份？有哪条法律法规规定一个管理机构还要占股份？”

　　“其他各行各业都开始改革了，但中国足球的改革却陷入停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足球管理者水平太低，个人素质太低。如果足协领导官本位的思想不去，就没有办法搞好这个事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你主管足球到底是为谁负责？他们不是为足球负责，而是为领导负责。比如总局领导当年要求沈家军一天训练6小时，而足协领导中的一个足球博士难道还不知道一天训练6个小时是错误的吗，但为何还要坚决执行？这要误多少人子弟啊？”毕熙东痛陈足协领导的管理能力低下。

　　一谈到此，黄健翔随即补充道：“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一脚跨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手挥大棒发号施令，另一脚跨在市场经济门口，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毫不放过。”随后，毕熙东再提了当年的一件事情：“当年阎世铎去考察队员训练时，曾要求球员学习三个代表，否则取消联赛资格。这不是瞎扯吗？运动员搞清楚代表自己、代表俱乐部、代表中国就可以了。那是让阎世铎自己学的，不是让运动员学的。”

　　对于中国足球的症结，毕熙东和黄健翔共同谈到了中国足球缺乏风格、缺乏长远规划的问题。“中国足球一直没有一个流派设计，成了世界足球风格博物馆，今天学荷兰、明天学巴西、后天学德国，这就麻烦了，成了一壶永远也烧不开的水。”

　　尽管足球管理者炮制各种新政，但“南北分区”这样的错误政策终究还是没有付诸实施，其中媒体在这次“八月革命”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谈到“八月革命”对中国足球的影响，毕熙东说道：“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八月革命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动肢解联赛的念头，联赛也不会遭致任意割裂。这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多年以来，我们的联赛始终无法建立起稳定有序的秩序，什么只升不降、取消升降级、南北分区等等，弄得肢离破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足球的提升。你看国外联赛如英超德甲，一到了周末，人家老百姓像过节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联赛的钱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从来没有说要为了某个世界杯而暂停联赛，联赛是不可能为其他赛事让路的。”

　　取消南北分区为中国足球暂时保存了一点血脉，对于国奥打世界杯，毕熙东和黄健翔认为总局和足协极有可能会使这一新政付诸现实。毕熙东说：“在足球界，牺牲世界杯确保奥运会，是个天大的笑话。奥运会足球那算什么啊？让国奥球员多打正规大赛当然对他们有好处，但用奥运会盖过世界杯肯定是错误的。”对于即将开始的国足选帅工作，黄健翔再次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我们不能放弃国家队选帅，人家洋帅毕竟有人家的眼光，不能在2007年就跟2010年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