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中国国奥队输给朝鲜国奥队,杜伊科维奇一针见血地说:“有些队员我不会给他机会了,因为他们对于输赢已经麻木。输球之后,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了,这样的球员,我绝不允许他继续留在我的队里。”
杜伊有一套“好苹果与坏苹果”的理论,“一筐苹果中出现了一个坏苹果,不及时把这个坏苹果拿掉的话,好苹果也容易坏掉。”他一直在塑造球队的核心,但是绝不允许有人凌驾于队友之上,同时也不能容忍在他的眼皮底下有小帮派。
上周六晚,国奥队主教练杜伊科维奇在国奥队下榻的沈阳万豪酒店25楼国奥队专用餐厅,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杜伊科维奇从他率领加纳队进军德国世界杯的辉煌战绩展开,向晨报记者讲述了他的治队哲学。
国奥比加纳队难带很多
记者:在您率领加纳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前,加纳队已经有数十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执教经历,您觉得取得成功的关键点是什么?
杜伊:这是由各种因素结合产生的结果,不能说是某个原因促成的。当时加纳有很多球员在欧洲大俱乐部队踢球,队员能够在世界顶级俱乐部中踢球,可以说他们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或者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因此他们对技战术的理解很到位,足球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这样,我就能把我的战术理念灌输给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战术纪律很差。但是我也很幸运,当时队里有一位叫阿皮亚的队员,这名队员非常好,他能够带领全队解决这些问题,等于是我的左右手,在场上督促队员守纪律。正是因为种种因素起了作用,再加上我们确实在训练等各方面也不错,不管是预选赛阶段,还是最后的决赛阶段,我们成功了。
记者:您会把在加纳取得成功的经验,“移植”到国奥队身上吗?
杜伊:我在这里带的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球员,我在加纳带的是二十七八岁的队员,甚至有三十几岁的老队员,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球队,不太好评价。加纳队里所有队员都是成年队员,或者说成型的队员,对于他们来说,足球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所以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我除了要求他们更讲纪律外,其他不用去要求他们。他们都是水平很高的队员,对足球的理解很到位,所以不管比赛的时候用什么阵容,该做什么动作,甚至是比赛过程中变换阵型,他们都能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中国国奥队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除了队员很年轻外,我们队里也就四、五名队员在各自的俱乐部里能够打主力,其他一些队员甚至连比赛都打不上。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觉得现在的压力更大,挑战也更大?
杜伊:肯定的,如果没有挑战,我就不会来接受这个工作了。我带领加纳队打了世界杯,对于一个教练来说,也就到顶了。而在国奥队里,有些新的东西,我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还要提高他们,加进新的东西去。这是培养一支新的球队的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记者:刚才您提到阿皮亚,他能够在场上帮助你督促其他队员遵守纪律,在国奥队中,您有没有找到这样一名队员?是陈涛吗?
杜伊:这个人可能不是陈涛,而是郑智。
“我的球队里绝不能有帮派”
记者:执教加纳队的时候,您为了整肃“军纪”,放弃了拜仁后卫库福尔,重用阿皮亚。当时您是刚刚上任,您不觉得是在冒险吗?
杜伊:风险是我这个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当时我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完全是当时环境决定的。库福尔这个队员,当时觉得别人不能动他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全队的团结。我宁可选择一个能力上稍微差一点,但是能够跟全队融合在一起,不凌驾于全队之上的队员。我当时很清楚这样的风险,但是我愿意去面对它。
记者:对于球队来说,如何处理与大牌球员的关系,是一门艺术。
杜伊:确实就是这样,跟一群队员一起工作,并不容易,尤其是跟一些大牌球星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队伍二十多个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必须懂一些心理学,还要左右逢源,能够去跟他们相处。在库福尔这件事情上,我首先得到了加纳足协的支持,其次我当时的成绩也不错,因此就顶下来了。其实,加纳的新闻工作者,随时等着我出问题,一出问题就轰我下课,但是我的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最后他们也服了。
记者:您刚刚说球队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您作为一名外籍教练,语言不通,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您如何使球队变得更团结?
杜伊:首先我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让每个人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不允许队员分出小帮派,那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谁,只要威胁到这种气氛,这种团结,我就马上把他开除出去。我跟队员常说这样一句话,一筐苹果里出现一个坏苹果,整筐苹果就容易坏掉,所以必须马上把坏掉的苹果“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