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广州，20年亚运从"壮民心"变为"惠民利"

    □大众网评论员 韦国骞

    提到亚运会，脑海中会想起那些城市？北京、广岛、曼谷、釜山、多哈、广州……这其中，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北京；最让人心怀憧憬的，是广州。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开运动会的国家。殊不知，如今的国际体育盛会，已经从古希腊奥林匹亚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在被深度挖掘象征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经历了漫长的沿革。其本身已经由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英雄地”，首先演变成一个代表城市人文精神的符号，进而转化成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宣传的窗口，甚而成为加速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其实，回首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瞻2010年广州亚运会，就会发现，这两面镜子映照了出大至国家、小到个人的变化；而20年的时间，恰成为国际体育盛会沿革的缩影。

    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让人无法忘却的，是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长城形状的会徽和“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主题曲《亚洲雄风》；翩翩而至的广州亚运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亚运村内充满包容精神的宗教服务所和静修室，是经治理后留下的蓝天绿水，是顺势调度后更井然有序的交通状况。

    20年前小学生捐零花钱支持北京亚运会的新闻，现在读起来还是那么感人。当时让全亚洲目光聚焦北京的力量，离不开这占总投入十分之一的全民捐款；如今精明的广东人运用赞助、转播权销售和特许经营等手段把亚运会市场开发推向了顶峰，使捐款这个当年“主流”的办赛筹资方式，如今成了“非主流”。

    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如果说是“壮民心”，那么如今的广州亚运会则可称为“惠民利”。

    北京亚运会在当时提供了一个巩固民族认同的理想场合。其实竞技体育一向如此，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满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

    广州亚运会的“惠民利”，体现在其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年北京亚运会的辐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所谓京津冀经济圈，除北京以外皆受益不大。但广州亚运会，除了让市政基础设施前进了10年，还让三个协办城市东莞、佛山和汕尾的社会经济建设被大幅度拉动起来。另外，广州前几天实行亚运免费公交，虽然因人数过多不再免费，但改为发放交通补贴，仍然让实惠落入了百姓的口袋。

    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即便在1990年，亚运会就已经发挥出推动经济繁荣的强力。在经历了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及1989年的持续低迷后，中国经济以1990年9月的亚运会为界，泾渭分明。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用《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话说，“物价疯长程度几乎可以跟中国1949年的情形相提并论。”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的是，中国经济并没在通膨中继续失控滑行，而是迅速稳定了下来。到1990年底，物价指数降到低于警戒线的3.2%，抢购风潮退去，社会恐慌心理随之平静。这种变化，离不开中国政府强势的调控能力，但不能否认，亚运会的举办也加速了稳定局面的到来。北京亚运会成为凝聚人心、提升全民热情的大舞台：投资25亿元的20多个大型体育设施和一些原先被卡住的基础建设项目落实；全球媒体的瞩目和数十万人的参与，也让当时沉闷了两年多的中国企业界得到很多商业机会；当年年轻的长城、联想等公司自主开发了运动会所需的软件系统，90%的计算机采用了国产货。

    如今，中国处在了温和通胀的经济局面中，广州亚运会是否会对稳定经济起到一定作用？

    尽管举办一次大赛，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尽管在奥运会、世博会的映衬下，亚运会的品牌似乎在变小；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90年难以比拟的。但在广州这个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城市中，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里，在珠三角这块进出口贸易最密集的土地上，我们应该对这届亚运会有所憧憬，在体育精神上，也在经济作用上。

    相比8年前有序却不恢弘的釜山，4年前奢华却不热闹的多哈，广州亚运会逐渐从象征符号中走出来，完成了更多务实的目的，同时也承担起更多的现实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