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中国人就一直在为登上奥运会的大舞台而努力，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体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很多的人和事都已经成为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细节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从本期开始，本报将推出“奥运往事”系列，与读者朋友共同回顾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还原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发生联系是在什么时间，现在仍然是一个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虽然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还是有两件事已经“查无实据”。
　　一是中国何时收到国际奥委会的参赛邀请。
　　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成立并在西方逐渐流行的时候，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民众的健身强体也仅仅局限于军队的操练和武术运动，而当时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鸦片的大量涌入让很多人着迷，遍布城乡的大烟馆不仅消耗了无数的白银，而且让国民的身体素质降到了极点，“东亚病夫”的称号虽然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质，但也确实体现了当时的现状。
　　列强的炮火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这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体育的新观念，也带来了他们对中国民众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矛盾，从而促进了中国民众自强意识的觉醒和奋发图强的决心，中国的体育从此开始发端。
　　有一个说法是，在１８９４年，当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始筹备的时候，希腊王储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顾拜旦曾经联名向当时的清政府发出邀请，邀请中国参加将于１８９６年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当时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她看到满纸洋文就有点蒙，有人告诉她是邀请中国参加体育比赛，太后就问：“什么是体育啊？”大臣忙说：“体育就是许多人比谁跑得快，洋人把这个叫做田径。”慈禧觉得这件事有点荒唐，纯粹是“没事找抽型”，再加上他们正为政局忙得焦头烂额，那个邀请也就石沉大海。
　　不过，后来有学者指出，或许当时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邀请函。当时中国的体育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既不懂体育规则，又没有体育设施，而且没有体育组织，邀请函发给谁呢？况且，顾拜旦那时候对中国和亚洲基本没什么概念，就连体育运动比中国开展得更早的日本也没接到邀请函，怎么会邀请中国呢？　
　　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资料证明中国当时是否收到这份邀请，看来这只能成为一段“悬案”。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时知道奥林匹克是什么意思的中国人真没有几个。
　　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与奥运会发生联系是在１９２８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
　　这个说法比较靠谱。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的邀请要发给当地的体育组织而不是政府。１９２４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是，组委会给这个组织发来邀请函，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本届奥运会的观礼。
　　这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热心体育的人士，而且体育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不过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不知道谁说了算。那时执政的是北洋政府，睡一觉的工夫，总统和总理可能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收到邀请时不知道是哪位总统当权，但他想的肯定是要多为自己捞点资本，体育协进会要去奥运会，政府口头支持，但经费要自己拉赞助。
　　王正廷在北洋政府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长，是中国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更是体育协进会的头号人物。于是大家商量，由王正廷出面，致电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请他以中国正式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但还有一个问题，罗对体育一窍不通，因此还需要找一个懂体育的亲临现场，哪怕找个人回来给大家叙述一下奥运会的盛况也好啊。于是，大家想到了宋如海。
　　要说宋如海，也是中国早期著名的体育家，当时正在美国。但当时宋如海为何在美国，以及他是以何种身份到的荷兰，又是一个“悬案”。
　　宋如海最正式的身份是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但他为何身在美国，一种说法是去留学，另一个说法是在考察美国的国民体育教育。他当时是否加入了中国体育协进会查无实据，所以有人说他是协进会的干事，有人说他被授予了“名誉干事”的称号，总之他是花私人的钱为公家办事，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
　　宋如海也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现场，大场面让他百感交集，这种活动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宋如海也想给同仁们一个交代，他不停地用英语念叨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忽然，一句汉语冲口而出：“我能比呀，我能比呀！”
　　就这么定了。于是，奥运会第一次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我能比呀。
　　１９３０年，回到国内的宋如海出版了《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在书中，他阐释了我能比呀的含义：“‘ｏｌｙｍｐｉａｄｅ’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
　　“我能比呀。”虽然是一个并不准确的翻译，但反映了体育先行者们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中国的现代体育就这样艰难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