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客场战胜澳大利亚的意义不大，但中国队毕竟在福拉多的指挥下，避免了6战不胜的尴尬，作为主教练的福拉多也一度喜极而泣。但好景不长，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你和杜伊谁是领导”的问题，引起了福拉多的强烈反感。一向以老好人形象示众的他，不仅当场对媒体有针对性的提问和批评进行了解释，而且在晚餐后的酒店，首次对中国媒体关于国足的报道方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尖锐的追问福拉多，“你和杜伊谁是领导？”后者激动的满面通红，当众表示：“我和杜伊科维奇的关系没有问题，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希望大家不要随便联想。”

　　也许是受到了这名记者的刺激，福拉多晚餐后在酒店和相熟的记者聊天时，激动的说：“我一直都不喜欢舆论总是纠缠那些负面的东西。刚才在发布会上，我就很不高兴，媒体应该客观公正的去报道问题，不要总是想着去报道那些负面的，角落里的新闻。”

　　在福拉多看来，“中国足球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媒体有很大责任。他们往往很不负责地给球队制造很大压力，这种压力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球员，都造成直接的影响，也就直接影响看了球队的正常训练和排兵布阵。”

　　国足提前一轮出局，福拉多认为媒体盲目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其实我们的两个主场，只要不输球，就是8分的，而且第一场不输，就可能给后面带来很好的效应，但我们当时的舆论就是要拿下。”他忿忿地表示：“赛前不断有人问，我们要派上几个前锋？是3个还是2个？因为舆论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在主场不上2个3个前锋，就是保守，就是不进攻。我不明白，那些所谓的专家，可以在报纸上电视上胡说的专家们，他们可能一脚球都没踢过，但还成天在球迷们面前扮演专家角色，在那里评头论足。我想问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国家队的技战术，凭什么就说用2个或者3个前锋好？”

　　在记者的安慰下，福拉多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他解释道：“我是杜伊带到中国国家队的，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层面上讲，他都要排在我的前面。他年龄比我大，在国家队的职位也比我高，他是总教练，我是执行主教练。只有他完全在国奥队的时候，我才能走到前台，就像这次到澳大利亚，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约定。这种模式是否合适，需要别人来评价，我不好说什么。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和杜伊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不存在商量的问题，他是领导者，我是执行者。当然，这次被淘汰，我有很大的责任，我要和他共同承担。”(文涌)